胡乔木谈“文革”的发动

乔木同志在编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审阅《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过程中，对“文化大革命”问题提出了诸多深刻见解。这些观点的核心内容已融入相关文件与著作之中，部分论述则以文章、演说的形式收录在《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然而，其中仍蕴藏着众多未被公之于众的宝贵资料。

本文旨在对乔木同志就“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所提出的见解进行简要阐述，以期让广大党史研究者能够领略他遗留的宝贵思想财富，从而在深入探讨“文化大革命”历史的过程中获益匪浅。

这场所谓的“大革命”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并引领。在发起之际，他对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存在严重误解，对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判断亦存在偏差，其严重性已达到极点。这反映了自1957年以来，他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阶级斗争认识上的错误逐渐加剧的趋势。

针对这一"左"倾观念的演变升级，诸多文章已有详尽探讨，乔木同志亦曾发表过见解，此处我们便不再赘述。

必须特别强调，这种“左”倾的错误观点在发布“五一六”通知和炮制所谓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据这两个文件的内容，当时在党的各级组织、政府、军队以及文化领域等各个领域，都渗透了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即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被指责为变质，并声称形成了资产阶级的司令部。许多党的领导权遭到了篡夺，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面临被颠覆的严重威胁。此时，党内和国内的斗争被夸大为具有如此严重的性质，被视为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以下省略）

乔木同志屡次强调，此类错误早已超越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范畴。将之视为扩大化，实则容易让人误以为阶级斗争的对手确实存在，仅仅是数量上的膨胀。然而，当时的所谓斗争根本与阶级斗争无关，将其冠以阶级斗争之名，实属无稽之谈。“文革”自始至终，所宣称要打倒的敌人，无一得以证实，既无叛徒，亦无特务，更无所谓的走资派。

制造阶级冲突乔木同志在审阅《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

书时，于其中一段文字旁留下批注：“‘文革'这种所谓的阶级斗争并非真正的扩大化，实则纯属虚构。在他的叙述中，他特意加入了“无中生有”、“人为地制造”等词汇，这充分表明他对这一问题的判断极为严格，绝无丝毫含糊。

毛主席为何对形势作出如此严峻的判断？（详情省略）乔木同志曾多次强调，这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因素。毛主席对于如何构建社会主义有着独特的见解和坚定的追求。

乔木同志曾言，自八大以来，毛主席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径逐渐形成了独到的见解。然而，要详尽阐述这些见解并非易事。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毛主席提出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观点，同年于北戴河会议上，他强调实施供给制，并急于推进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在武昌会议上，毛主席论述了不断革命的理论，并批评斯大林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与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绝对化，忽视了过渡阶段的必要性。随后，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中，毛主席又提出了一些颇具空想色彩的观点。至于修正主义的体现，毛主席认为其一为利润导向，其二为物质刺激，并认为按劳分配亦属资产阶级法权，商品交换亦然。

这些事物或现象，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或是易于演变为资本主义性质。其目标在于逐步削减乃至最终取消商品、货币和工资这三项要素。当然，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渐进地实施。然而，具体如何实施，他却并未明确。1966年的“五七指示”、1974年的“理论问题指示”以及1976年的中央4号文件，堪称毛主席发动“文革”期间具有纲领意义的文件，它们体现了毛主席带有“左”倾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三个至关重要的文献。

毛泽东同志对这一问题的见解亦经历了渐进的演变。在1974年的理论问题指示中，他提到当时实行的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以及货币交换等制度，与旧社会并无太大差异。而至1976年，中央4号文件则指出，我国实际上已建设成为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些表述相较于“文革”前所提出的观点，无疑更加激进。由此可见，在“文革”时期，这种“左”倾的错误认识，无论是在对阶级斗争的估计，还是在理想社会的构想上，都是基于前十年的错误认识逐步发展而来的。随后提出的二十年“左”倾错误的说法，显然是为了阐释这一发展轨迹。

在编纂《历史决议》之际，乔木同志曾有意涉猎此议题，然而鉴于当时的局势，最终选择留白。嗣后，他在撰写的《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他将那种充满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目标概括为平均主义、自给自足、持续发动群众运动以及不断的革命实践。乔木同志认为，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和构想“纯洁”的理想社会蓝图，均应纳入对社会主义空想的范畴之内。《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对这一问题亦有所论述，指出毛主席希望建立一种“逐步压缩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逐步压缩按劳分配的物质利益原则、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他认为不进行这些限制将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并指出这乃是一种“带有空想色彩，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

乔木同志指出，在“文革”之前，毛主席的这一观点在党内虽曾一度表面上获得多数人的赞同。多数同志不赞成。毛主席的这一构想并未获得中央的赞同，于是他萌生了设立另一中心的念头。他时常抱怨北京的空气质量不佳，不愿长期居留于此，频繁前往外地。他亦不愿与中央常委的同志们进行交谈或会面，且很少参与政治局的重要会议。

“社会主义革命一旦触及自身，在合作化时期，党内便有人开始反对，对批评资产阶级法权持有反感。在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他们却不知资产阶级的踪迹，原来它就潜伏在共产党内部，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的代表。”

乔木同志指出，毛主席的这一观念并非独树一帜，实则与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思想潮流相呼应。此类思潮源远流长，至今仍存。法国左翼评论家贝特兰对中国“文革”的肯定态度颇具代表性。他主张，无产阶级执掌政权后，不应将主要精力倾注于经济发展，不应设定具体的经济目标，而应持续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这便意味着过渡、平等化——实现人与人、阶层与阶层、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平等，尽可能消除各类差异。因此，他断言，全球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皆未真正实践社会主义，唯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在践行社会主义。类似观点的评论家在美国和日本亦不乏其人。他们对中国“文革”的理解多源自毛主席的言论，并认为这种思想与己相契合，故而给予高度评价。在国内和党内，毛主席的这一理念亦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共鸣。

上述阶级斗争的“左"倾观点在"文革”前经过广泛的宣传，经过四清运动和学术文化批判运动的实践，到“文革”发动时已经形成一种巨大的社会思潮。上述建构所谓平等社会的空想主张，也在人们心中点燃了一种对美好社会的希望之光。加上林彪、江青一批野心家煽动起来的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的狂热等等因素，这使“文革”能够很快地大规模地发动起来，使相当多的群众卷入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破坏性极大的运动之中。